早在布林(Brin)与佩奇(Page)、杨致远(Yang)与费罗( Filo)、乔布斯(Jobs)与沃兹尼亚克(Wozniak)分别通过谷歌(Google)、雅虎(Yahoo)和苹果(Apple)在硅谷打上自己的创业烙印之前，那里曾经有一个“八叛逆”组合。他们创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变成了一个行业，并让“硅谷”这个名字响彻全球。

　　50年前的10月，朱利亚斯·布兰克(Julius Blank)、维克多·格里尼奇(Victor Grinich)、吉恩·赫尔尼(Jean Hoerni)、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杰伊·拉斯特(Jay Last)、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及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创立了 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公司后来完善了硅晶片的生产流程，并发明了集成电路。

　　威廉姆·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是晶体管的共同发明者之一。当这八个人集体离开他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时，刚愎自用的肖克利将他们称之为“八叛逆”。而这一称呼现已成为人们对他们的昵称。随着飞兆半导体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公司，这样的分离最终成为了硅谷中的一个常态。这些公司被称之为“飞兆之子”，共有65家，它们当中最为显赫的就是诺伊斯和摩尔在1968年创建的英特尔 (Intel)。

　　在阳光明媚的10月的一天，在山景城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Computer History Museum)里，一个大家庭团圆了——创始人们和“飞兆之子”的成员又回到了硅谷的中心，回忆着50年前在这个创新熔炉里工作的情形，并思考他们的发明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在四位仍然健在的“八叛逆”中，布兰克、拉斯特和摩尔来到了这里，但罗伯茨未能出席活动。除了他们，金融家阿瑟·洛克 (Arthur Rock)也到场参加了活动——他曾帮助该公司筹到资金。

　　大卫·劳斯 (David Laws)称：“当年可没有风险投资。我们从波士顿的阿瑟·洛克那里得到了一些资金，但西海岸基本没有任何资金来源。”英国人劳斯曾是飞兆半导体的员工，他帮助组织了这次团聚，并在为这个博物馆整理时间线。

　　尤金·克莱纳是八叛逆的领导人，他曾向东海岸的银行家洛克·科伊尔(Rock Coyle)和巴德?科伊尔(Bud Coyle)寻求资金帮助。十五年后，克莱纳创立了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帮助亚马逊(Amazon)、谷歌和Sun Microsystems成为行业巨头，并对成百上千家其它科技公司提供了资金帮助，为硅谷的持续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当年，尚在酝酿中的飞兆仅仅募集了10美元的资金，八位创始人和两个银行家在旧金山的一家饭店共进早餐时，每个人认缴了一美元，作为他们之间象征性的契约。

　　事实证明，募集更多的资金相当困难。阿瑟·洛克联系了30多家公司，希望它们能够投资该公司。他最终联系了发明家谢尔曼·费尔柴尔德( Sherman Fairchild)的航拍相机公司——位于东海岸的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费尔柴尔德同意为飞兆半导体提供140万美元的贷款，条件之一是他拥有以300万美元购买这家新公司的选择权。他很快就行使了这一权利。

　　克莱纳在加州帕洛阿尔托找到了一所房子，而飞兆半导体公司就这样成立了——虽然当时还没有拿到资金。

　　拉斯特称：“那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了。1957年10月，我们搬进了一个空荡荡的建筑物。第二年夏天，我们开发的一项产品占领了整个市场。”

　　这项产品是平面晶体管，它将费尔柴尔德晶体管表面无意中形成的二氧化硅层变废为宝。赫尔尼意识到，这层二氧化硅可以成为绝缘层，用于防止短路。

　　他们生产的平面晶体管使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并导致硅取代锗，成为生产半导体的基础材料。

　　从工作台到晶体管的组装程序，所有的东西都在从无到有地被发明出来。

　　组装车间的前工长鲍勃·斯库尔科(Bob Skurko)称：“我们雇佣的很多工人完全没有半导体工作经验，他们来自当地的罐头制造业——这个地方当时的名字是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不叫硅谷。”

　　八叛逆的第一名雇员——默里·西格尔(Murray Siegel)称：“我们自己生产扩散管和硅晶体，在当时，为了生产这个产品，每天都有很多的创新，所以非常令人兴奋——你会上班上到不想回家的程度。”

　　　这套平面技术带来了飞兆半导体的下一个伟大发明——集成电路。诺伊斯当时意识到，单个硅晶上不仅可以刻下晶体管，还可以容纳电容和电阻，即一个完整的电 路。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的雇员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也发现了这一点，但事实说明，飞兆更好地利用了这一发现。

　　西格尔表示：“我们在一次会上想到了将电路集成在一起的设计理念，其余的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并且非常迅速。真的就是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源源不断。

　　“现在回顾那段时间，你会说：‘唉，到底为什么飞兆没有采纳所有不同的加工技术，为什么我们没有建立分支业务？\'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因为我们是半导体人”。

　　　虽然今天有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这样的芯片设备制造商和形形色色的半导体制造商，但在当时，飞兆开创了一个行业的先河，有着很多的发展方向可以供自己去探索。不可避免的，飞兆的员工发现，离职成立另一家公司会赋予他们更好的机会。

　　西格尔表示：“我们有着如此之多的好想法，但我们没有去实现它们，而是很快地将它们交给别人去做……所以，一点一点的，这些想法扩散到了整个硅谷，并帮助硅谷成长起来。”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飞兆成长为拥有1.1万名员工的企业，它的母公司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的利润基本全部来自于此，并因此成为了华尔街表现最佳的股票。

　　劳斯表示：“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他们是半导体业务的拥有者，但企业由东海岸的保守人士所掌控，他们没有为企业提供必需的资源，也没有为员工建立激励机制。”

　　谢尔曼·费尔柴尔德选择将这个子公司的利润浪费在了失败的多元化经营上。员工最终获得了期权，但母公司的股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这些期权一文不值。西格尔称：“你还不如离开这里自己创业，到时候，你可以得到50%、70%或全部股权。”

　　飞兆最优秀的人才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飞兆，走进了硅谷。

　　劳斯称：“虽然飞兆经历了高潮和低谷，但这里曾有着一种非凡的同志情义。在飞兆，人们曾尝试着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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