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渭文字狱就是以文字作品定罪。绝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织
罪状的。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专制皇帝用以镇
慑官吏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字狱迭兴，但清朝乾隆
年间的文字狱如此频繁，处罚如此残酷，却是空前的。



　　清代的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是清廷为了阻遏反清复明思想而采取的严酷措施。
但康熙一朝，文字狱还不多，是为阻遏反清复明思想而采取的措施。雍正时文字狱有所升
级，不仅是作为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手段，还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雍正以文字
为借口，打击政治上的异已势力，提高自己的权威。



　　文字狱在乾隆朝爬上了巅峰，案件比康熙，雍正两朝的四倍以上，而且都以大逆不道
论处，治罪重，株连广。乾隆时的文字狱，完全是望文生义，获罪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异己
这类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还冤及有很多与政治无关的下层知识分子，纯属深文周纳，滥
杀无辜。更可笑可悲的是一些因为向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而犯了忌讳，也招来杀
身之祸。如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长久
，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止，被认为是诅咒乾隆短命，结果被处死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
坤”之句，冠“贼”字于“清”字之上，仇家诬其大逆不道，全祖望为此险些丧命。乾隆
朝的文字狱很多就是这类莫须有的冤案。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还把大规模的禁毁图书与文字狱相结合的。清人本是女真支属，
居建州地，明代设建州卫，清先世臣服明朝，受官袭爵，朝贡不辍。明末朝野之士对清人
犯边十分痛心，在史记中免不了对清人有所指责，甚至还沿用一些蔑称。乾隆怕人揭清人
入关前的这些老底，决心要湮灭这些史迹。同时要禁绝明末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文学家
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著作中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并企图把这些不利
于自己统治的图书付之一炬，以达到消灭异端的目的。这也就是文字狱和禁毁图书在清代
前期、特别是在乾隆朝泛滥的历史原因。



　　乾隆大规模禁毁图书，是从编纂《四库全书》开始的。《四库全书》基本上包括了乾
隆以前历代的重要著作，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
学术文化当然是一大贡献。可是，乾隆一面要全国藏书家提供珍本书籍以供选择，一面却
把被认为是“词意抵触”的“违碍”、“狂悖”之书禁绝和焚毁，其手段就是“寓禁于征
”，这比乾隆的乃祖乃父自然要高明许多，对文化典籍的破坏也更为严重。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在征集遗书的上谕中说：“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古来著
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
文之盛”。乾隆打出“稽古右文”的招牌，以访求遗书的面目出现，劝说藏书家们将好书
献出来“公之同好”。但言者谆谆而应者寥寥，因为康雍之世及当世之时，因文字而获罪
的殷鉴未远，人们还心存余悸。于是乾隆于三十八年(1773)又几次谕告人们解除疑虑，不
要因为书中有忌讳字句而不上交，并保证不摘瑕疵，以为诱掖，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在乾隆这种信誓旦旦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巨大的文化浩劫。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各省征集的遗书纷纷送到北京，数量达万余种，但各省仍
没有把“忌讳”之书呈送上来。为此，乾隆又在上谕中明白指出：“岂有裒集如许遗书，
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问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词
，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
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
…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或系裨官私载，或系诗文专集，应无不共知切齿!岂尚有听其潜匿
流传，贻惑后世?……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
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乾隆不仅道出了禁毁图书的目的、内容
，而且还直接地对各省官员及藏书之人进行威胁，可说是图穷而匕首见了。



　　乾隆这个查缴禁书的上谕颁布后，同年十一月，广东督抚即查出屈昭泗家中有“逆书
”，但乾隆认为在读书人集中的江浙地区的地方官员却不如广东，就又专谕江浙：“今李
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
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此旨一出，奴才立即照
办，于是江浙各省地方官加紧查缴遗书，许多藏书家也迫于形势将家藏书籍上缴四库馆。
据清人统计，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征访图书，至三十九年，三年中共征书13781种，其中以
浙江最多，共4588种，可见乾隆的斥责督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当时，清廷查缴图书的工作，主要是两条渠道：一是由各省督抚在地方上先初步甄别
是否属于“违碍、悖逆”，分门别类，开具缘由，缮写清单，具析奏进。然后把书籍逐一
包封，派员解缴军机处。乾隆还下令在藏书家最多的江浙等省专门设立“收入局”，负责
查访和甄别各类书籍。如现存浙江编刻的《禁书总目》及河南的《违碍书目》即属此类。
各地之间互通声气，交换禁书书目，以备查缴时参考，使禁书范围日益扩大，然后把书送
缴北京。二是由四库全书馆从各省采进本中查寻禁书，并列出禁书目录，下发各省按月抽
缴，现存尚有《全毁书目》和《抽毁书目》。以上二条渠道所获的书籍都送到军机处，按
韵编号，咨交翰林院审查，将“悖谬”之处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由乾隆亲自过目批准
后，将书籍或予全部销毁，或部分抽毁，或删削挖改，或抽换填补。这种禁毁图书的工作
持续了一、二十年之久。



　　乾隆禁毁书籍的范围在四库开馆前主要包括小说、戏曲、明季野史。到了开馆后扩大
到志书诗文、笔记小品等，除了经部之外，其余史、子、集三部无一幸免，这在乾隆四十
三年(1778)十一月颁布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它的主要精神是：
反清的书籍绝对不许留存，必须全部焚毁；涉及辽东及女真诸卫字样的也视情况销毁；反
清名士的书籍，俱应销毁；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
词，都要改正或销毁；各违碍文集俱应清毁或抽毁。这个条款把查缴禁书的时限上溯到宋
元，大大超越明末清初的界限，范围也更加广大。



　　乾隆时期总共销毁多少书和多少版片?当时没有精确统计，后世也难以考查清楚，仅据
现存的《禁书总目》、《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和《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
除去重复书名，共有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每种应毁的书都焚毁了许多部，焚
毁的书籍在四库开馆十年间有10万部以上，烧掉或铲毁的书版有6万多片。其销毁书籍的总
数几乎与四库现存书相等。至于人们因害怕获罪把书籍自行悄悄销毁的当也不在少数，这
就更无从计算了。



　　乾隆这种血腥的文化专制，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第一，处于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缀文命笔，动辄得咎，因此大家都
提心吊胆，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正如梁启超所言：“文字狱频兴
，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更尖锐指出：“为了文字
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种现象直到嘉庆以后仍然存在，尽管那时禁
网已经渐疏，可是有人写道：“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
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
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这一段活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的真实情景。




　　第二，与此相联的是，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一条脱离实际，逃避现实，转而埋头古籍
的考证和整理的道路，出现了“不谈义理”，“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派。正如梁启超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凡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
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这就形成了一种烦琐的学风，窒息了思想的发展，摧残了人
才。

　　

　　第三、禁毁图书给我国文化历史典籍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尽管这时编纂的《
四库全书》对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不无功绩，但与其销毁、删削的大量书籍相比，实际是功
不掩过。毁书不仅使明代以至清初这一期间的建州史实变成空白，更严重的是使大批历史
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失传，剩下来就是所谓“钦定”的学术思想文化。

　　

　　第四、乾隆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代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那时的西方正处于资产阶级
革命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亦已开始，自
然科学技术和文化正突飞猛进，世界处在急剧的变革和进步之中。可是在当时的中国，由
于乾隆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化发展道路被堵塞，民主和科学精神遭打击，中国也就逐渐与
世界隔离开来。正如马克思指出：“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
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人们既不敢接触和研究现实，于是落后的封建
制度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不能不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

*博客内容为网友个人发布，仅代表博主个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工作人员删除。